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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第1页）

保路运动

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向美国借款四千万美金，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让给美国。这一行为遭到四省民众的强烈反对。为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被迫付出一笔赎金后收归自办，成立了官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公司。由于资金不足，四川工商界决定以广泛争集民股的办法，由商办修筑川汉铁路。宣统一年（1909年），张之洞任军机大臣并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大臣时+认为修筑铁路非依靠外国人力量不可。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清政府采纳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建议，再次大借外债，五月十一日，宣布铁路“国有”。随后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合同不仅把四省几年前争回的路权再次出卖，而且还趁机侵吞各省民众筹集的股金，从而引起了川、鄂、湘、粤四省民众强烈反对，保路运动爆发。

五月十四日，湖南长沙举行了三万人集会。会上，各界代表纷纷演说，抗议清政府出卖四省路权的决定。提出“路权必争，必争到底!”十六日，长沙至株洲的一万多铁路工人罢工，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号召农民拒交租税，以示抗议。接着又成立了湖南的保路团体。在湖北，商民群起抗争，《大江报》发表了革命党人詹大悲的《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鼓吹以暴力斗争手段反对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之后，宜昌的铁路工人组织护路队，与清军展开搏斗，打死清军20多人。在广东，各界商民纷纷持币领银，拒用官发纸币，掀起“挤兑风潮”以示抵抗。留日学生纷纷回到广东，进行保路宣传，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四川的反抗斗争最为激烈。五月十八日，当清廷与四国银行借款筑路的签字合同下发后，首先闻讯的川汉铁路公司各法团的代表及谘议局常驻议员们无不愤慨，当即决定，采取以前的文字争辩奏文争取的方式已非办法，只有进行破格的斗争。于是决定通知各地，成立保路同志会。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有五千人以上。会上选举原谘议局议员蒲殿俊、罗伦为正、副会长。同志会下设总务、讲演、交涉、文牍四部，许多人自报奋勇担任这四部部长。为扩大宣传出版了《保路同志会会刊》，初时为三日刊，后改为日刊。成都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全省各地积极响应。学生界成立“学界保路同志会”，妇女界成立了“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市也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各州、县、街、乡、镇都成立了各级保路同志会，参加者在两个月内达十万人左右，保路同志会采取了避免直接攻击清廷，将斗争锋芒指向盛宣怀等人，并追思光绪帝的“文明保路”政策，得到了四川代理都督王人文的支持。八月，保路同志会号召成都全城罢市，不久，发展到全省范围的抗捐抗粮斗争。接着各地贫民暴动，捣毁了经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及外国教堂，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这时，刚赴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不断接到清廷电示，下令对民变进行镇压。九月七日，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罗伦、蒲殿俊等九名代表，封闭川汉铁路公司，命令军队向去总督府请愿的群众开枪镇压，当场打死打伤数百人。第二天，清廷再次电示赵尔丰“切实弹压”。于是，清军开始各处查捕保路同志会各级领导人，解散了各级保路同志会。

四川民众愤怒至极，便自行组织起来，捣毁电线、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遍布成都附近十多县达二十万人，包围了成都。清政府急调云、贵、鄂、湘、陕五省军队增援川军，镇压同志军。在龙鸣剑和王天杰领导下，同志军与清军英勇作战。九月二十五日，荣县独立。彭山、眉州、青神等县相继响应；接着，成都附近各县同志军并起。川南同志军在下渡口大败清军；川东北的同志军在李绍伊领导下，攻占了邻水、垫江、达县等地，还配合广安义军向川北的南充、岳池等县发展；九月底，川东巫山一带铁路工人举行暴动』旧匕的江油、锦州等地人民亦普遍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保路运动推向**。

保路运动沉重动摇了满清统治，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王素秋）